倪某（化名），男，52岁，江苏南京人，从事烟叶收购生意。2023年9月，倪某等人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购买异地烟农烟叶收购合同、跨省运输的方式经营烟叶生意，涉嫌非法经营罪。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将案件移送江苏省某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查明，倪某等人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71368元，获利8000元。
倪某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并全额退缴了违法所得。倪某辩称，其行为系因对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认识不足所致，主观恶性较小；其家庭经济困难，系初犯、偶犯。
倪某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委托了专业的非法经营罪律师赵飞全担任辩护人。
赵飞全律师介入后，第一时间会见了倪某，详细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通过会见，赵律师了解到：倪某系当地烟农，因2023年烟叶丰产，部分烟农计划外烟叶无法按合同收购。倪某出于帮助乡亲和处理剩余烟叶的目的，在没有充分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收购并运输了这些烟叶。涉案金额仅7万余元，获利仅8000元，规模较小。
在全面审查案卷材料后，赵飞全律师认为，本案虽然形式要件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倪某具有多个从宽情节：倪某系初犯、偶犯，案发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倪某到案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倪某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倪某自愿认罪认罚，真诚悔过；涉案金额较小，社会危害性有限。
赵飞全律师向检察院提交了详细的《不起诉法律意见书》，重点围绕“犯罪情节轻微”这一核心辩点展开论证。
第一，倪某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倪某在公安机关尚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关于自首的认定标准。自首是法定的从宽情节，体现了行为人的悔罪诚意，为不起诉奠定了重要的主观基础。
第二，倪某已全额退赃，社会危害性已有效消除。
倪某在侦查阶段即将全部违法所得8000元退缴，涉案的71368元烟叶款项也已依法处理，相关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已得到有效弥补。被害单位的损失被完全挽回，社会矛盾得到化解。
第三，倪某自愿认罪认罚，真诚悔过。
倪某自始至终表示认罪认罚，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当庭再次表示深刻悔过。认罪认罚不仅体现了当事人的悔罪态度，也节约了司法资源，是从宽处理的重要考量因素。
第四，倪某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
倪某案发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本案的发生具有一定客观原因——烟叶丰产后计划外烟叶的处理难题。倪某出于帮助乡亲的目的实施了涉案行为，主观动机与蓄意牟利的犯罪行为有本质区别，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
第五，涉案金额较小，社会危害性有限。
倪某非法经营数额仅71368元，获利仅8000元，属于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档次中的较低水平。这一金额规模远低于大量同类案件，充分说明其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完全符合相对不起诉的条件。
综上，辩护人恳请贵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倪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XX省某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倪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赃、初犯等从宽情节，符合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依法对倪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同时，检察机关依据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机制，向烟草专卖部门制发检察意见书，建议对倪某予以行政处罚，以消除“不刑不罚”的追责盲区。
本案是典型的通过“自首+全额退赃+认罪认罚”争取相对不起诉的案例，充分体现了专业的非法经营罪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推动不起诉结果的专业能力。
第一，本案精准把握了“犯罪情节轻微”的判断标准。在非法经营罪案件中，是否适用相对不起诉，核心在于犯罪情节是否“轻微”。赵飞全律师通过论证涉案金额较小、获利有限、无前科、自首退赃等情节，成功说服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些因素的组合，构成了犯罪情节轻微的完整证据链。
第二，本案体现了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非法经营罪案件中的运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同步建议行政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既实现了“不刑不罚”的纠正，也体现了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综合治理理念。这一机制既避免了“一放了之”的负面影响，又给予了当事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第三，本案为小数额非法经营罪案件的辩护提供了示范。对于涉案金额不大、获利有限、具有从宽情节的案件，专业的非法经营罪律师应当积极争取不起诉结果，避免案件进入审判程序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